王庆莲：战争中的青春与爱情

日出印象

       今年85岁的王庆莲，可能已是最后的军统女译电员。她是江山市区人，生于1928年，因为战争，她的童年经历了鬼子带来的无情战火，家园的被毁和生活的艰辛，让她学会了从小坚强和乐观的活着。为了生存，她年纪轻轻就成为一名军统译电员，参与了大量抗战机密电报的译电工作。她曾是重庆军统里一朵青春快乐的小花，但也因为战争，让她憾失了一生最悔的青涩之恋。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人，无论是在前线杀敌还是在敌后游击，无论是在地下潜伏还是在后方工作，无论为抗战做出过多大贡献或多少牺牲，他们的故事都值得被铭记。本文中，记者将以第一人称方式，讲述老兵王庆莲的抗战故事。

坚强少女的战火童年

       我出生在1个军人家庭，爸爸是福建上杭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但对于亲生爸爸，我没有一点印象，因为他在我还不到一岁时就不幸病逝了。之后妈妈改嫁，继父是重庆教育部门的1个小职员，还生了个漂亮的弟弟。
       因为继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而且毕竟我不是亲生的，生熟有别，所以我被送到了江山的外婆家，跟外婆相依为命。外婆对我很好，继父和大舅也偶尔会寄钱过来。后来，妈妈因为太想我，也回到了江山，还想方设法把我送去了江山城里的教会小学读书。
       但才读了几年书，鬼子的飞机就来了。

       那时候，江山城里经常遭到鬼子飞机光顾，一听到警报声，我们就逃到洞里躲起来，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了再出来，有的时候一天要躲好几次，有的时候1大早就要去躲。因为根本没法好好上学，妈妈于是又让我去清湖那边读书，因为乡下要安全些。

      12岁那年，天台有个盐务局办的小学来招生，说是管吃管住管上学，学生家里没什么负担。那时候我已经有点懂事了，为减轻家里负担，就主动去跟妈妈说让我去天台，最后她同意了。

       在天台读了一年多后，时局越来越动荡，学校开始连每天两餐都无法保证，但我一直坚持在呆在学校里，帮助老师照顾年纪小的同学。直到听说鬼子的部队要打过来了，学校老师才带着我们转移到了缙云。

       不久后，有位家长来带走自己的孩子，我也想家，就和他商量能不能带我一段路。然后我去老师那里拿回了妈妈寄来的一点钱，跟着他们走路走到金华才分开。

       因为一直赶路，而且路上只吃了几个大饼，我一到金华就病了，腹泻得很厉害，最后肚子都拉空了，只能躺在火车站站台上，但等了很久都没等到火车。后来我在一辆军列上看到个熟人，就问他能不能带上我，他同意了。上车时，有几个江山的学生也来问，我把他们一起拉上车，一群人挤着回到了家。

       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生活，真的是苦，又是亲人病逝又是打仗又是逃难的，但我活得很坚强，而且还很爱笑，到长大了都还经常因为点小事会笑个不停。

家园被毁为生存去参军

       1942年，鬼子占领了江山。

       因为鬼子到处烧杀抢掠，为了活命，妈妈带着我们全家还有亲戚1大帮人逃到了乡下去躲藏。那时候真的全靠妈妈，为了一家七八口人到处跑来跑去想办法弄粮食，我们只能去山上挖野菜，但全家人都平安活了下来。

       等到2个多月后鬼子撤退，我们回去一看，家里基本上都被烧光抢光了，全家人只能挤在两间还没烧完的小屋子里。因为打仗，继父和舅父也没法寄钱回来，迫于生计，妈妈去摆摊卖牛肉，我则去卖香烟，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空了就去捡香烟头卖，勉强补贴家用。

      那时候，我虽然很年轻每天蹦蹦跳跳的，但生存真的已经是个严重问题。1943年4月底，军统局来江山招译电员和打印员去重庆，妈妈考虑后，决定让我去考。

      人们都说，国难当头，参军是为了保家卫国。可那时我还小，不是很懂这些，只知道妈妈是为我好，如果考上，那边就管饭吃，还有钱发，能让我好好活下去，而且舅父和继父也在重庆工作。

      因为译电员要求的文化水平高，我只有小学文化，所以就报名去考打印员。当时有很多人报名，最后居然被我考上了。

      那年我刚满15岁，出发去重庆时，妈妈、外婆和我抱着哭，直到车子要开了，我才上了车，她们一直依依不舍跟在后面挥手。

      去重庆的路，一走就是1个多月，途中经过了7个省。我们是女兵，所以大部分的路都能坐上车，但也只是那种敞篷的大货车，人垫着行李坐在后面的车斗里，风吹日晒再加颠簸，而且还经常要过险路。过贵州七十二弯山路时，车轮都是压着悬崖在开，下面有很多翻下悬崖毁掉的车子，当时我心想，听天由命吧，能到哪就是哪，反正活下来有口饭吃就行。

       所幸，我们最后安全到达了重庆。

参与大量军统机密电报译电工作

       到重庆后，我们10个人被分配到秘密设置在磁器口造纸厂的军统译电科密本股做打印工作。

       说是打印员，其实和译电员一样都是机密工作，因为当时我们编排的就是非常重要的电报密码本。抗战时，为了防止电报被鬼子破译，军统的密码本跟其它部队不一样，采用角码、横码、直码3个密码本进行电报翻译。

       在密本股工作8个月后，我调到了位于重庆罗家湾的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工作，成为了一名译电员。译电员更加辛苦，除了每星期能休息半天，平均每天得工作十个小时，平均每人一天要翻译1500字左右的电报。

       1500个字，如果光写出来是根本用不了这么久，但军统的密码本相当复杂，译电员要准确的完成工作，需要经过很多步骤，耗费的工作量非常大。翻译出来的电报，我们会马上转交上去。虽然因为忙不过来，译电的内容我们基本不会去细看去分析，但这些电报来源，很多都是由潜伏在日伪方面的军统特务冒着生命危险发回来的，比如鬼子部队的进攻计划、调动情况等等机密情报。

       其实，军统在抗战期间为了情报工作牺牲的人很多，经常有人今天还跟你一起工作一起聊天，过几天就不知道去哪儿做情报工作了，再过一段时间就牺牲了。

       我们在译电时，有时也会译到哪里哪里的军统组织被人破坏、成员牺牲之类的电报。虽然上面不一定说到名字，但那些人大多是为抗战牺牲的。每次遇到这类电报，我们心里都会难过。后来有个统计，说军统为抗战一共牺牲了约1.8万人。

       我们译电科同样也受到潜伏在重庆的日伪特务关注，所以我们和其他军统局里的人一样只能穿便服，一般不允许随便去别的部门溜达，也不大会和外面接触。虽然可以出门，但不能暴露自己是军统的身份，也不能和别人随便说。比如军统人员有个章，别在衣服上坐公车或看电影都不要钱，但我们不会用，因为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

神秘军统里的一朵快乐小花

       当时我在局本部里算不上很出名，但基本上人们都知道有王庆莲这个小姑娘，因为我年轻嘛，又爱笑又活泼，每天都是蹦蹦跳跳的，还喜欢打扮。而且当时军统内部有很多江山人，所以大家都很照顾我，我也很尊敬他们，所以能经常在军统局里到处玩。

       我也很喜欢跟人打交道，每个礼拜半天休息时间，我基本上会跑去城里溜溜，看看电影或者跳跳舞。其实我们是不允许去舞厅跳舞的，如果被查到要关禁闭，但那时我胆子大，而且也没经历过，都不会害怕。当然，再怎么爱玩，军统保密纪律我还是遵守的。

       当时我的交际能力还不错，认识了一批外面的朋友，他们不知道我是军统，所以也喜欢跟我玩。比如有个叫王豪的电影演员，后来在香港演过很多电影，也做过导演的，当时他也在重庆，和我认识后就说要教我跳舞，结果我把他的白皮鞋都踩脏了，但他很有礼貌，前前后后加起来教了1个礼拜，总算是差不多把我教会了。

       我还认识了1个飞行员，他经常带我和几个朋友去皇家空军跳舞，结果我们又认识了很多空军的人，后来我1个朋友就嫁给了空军。

       当然也有人不喜欢我的，就比如军统里唯一的女将军、曾经破译过鬼子南进和偷袭珍珠港之类重要情报的姜毅英，她当时是我们译电科改成机要组后调来的组长。

       说起来也有意思，她跟我一样都很喜欢打扮，但可能是因为我更年轻，扮起来更好看，所以她可能有点嫉妒。有一次，她故意让我去看一份通告，是要求军统女兵不能抹口红画眉毛之类的通告，结果我就把通告扯下来了，她马上就跟上面打报告。

       其他同事当时很担心，说我这次估计要被关到渣滓洞了。当年渣滓洞不仅关外面的人，我们内部人员犯了错也是关在那里。但结果我只是被记了一次大过，因为当时军统里的领导们都很喜欢我，也知道我的性格，而且我是那里面年纪最小的姑娘，大家都照顾我。

       可以说，在重庆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时候的我始终觉得，即使处在战争的阴影下，人都要积极乐观，坚强的活下去。

那场未能表白的青涩之恋

       对于男女关系，军统在抗战时期可谓是管理非常严格，戴笠立下过规矩，谈恋爱可以，但抗战不胜利，军统的人都不准结婚。我记得当年有一位军统男同志在潜伏时，因为和另一位军统女同志谈恋爱，把人家肚子搞大了，结果2个人都被带了回来，男的在渣滓洞关了半年，女的则被留在局里工作不能出去。

       在重庆时，也有很多人喜欢我追求我，不光是在军统局本部里，连空军里都有好几个。我当时还年轻，基本都不大会往这方面去想。但有1个人喜欢我的事，我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有些后悔和心酸。

       他叫沈同春，是留学回来的上海人，当时在局本部另1个部门里工作。我也不记得是怎么见到他的，就记得当时他长得还不错，比我大好几岁。他一见我就喊我大姐，我也很奇怪，但那时候也比较爱开玩笑嘛，我就喊他小弟。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了接近我，才想出这么个办法。

       后来，他主动约我去看电影。那时候约我的人很多，我一般不会随便去，但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玩的，就去了。一来二去，我们也就渐渐熟悉起来。

       他喜欢跟我开玩笑，除了喊我大姐，还经常嘲笑我的发型，说我头发烫的像哈巴狗，弄的我很难为情，然后就跟他辩，但他最后都让着我。

       他也很关心我，老是让我吃饱穿暖点。那时候我没什么钱，他因为家里亲戚是银行里的，经济条件比我好，就经常请我去吃饭，看电影，喝牛奶。

       我也觉得自己对沈同春和对别人确实有点不同。当时局本部国际科的1个科长托了很多人想把我介绍给他，他找人约我去玩，我就说不去，因为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可是，我和沈同春就能经常在一起玩。

       很多人都认为我和沈同春在谈恋爱，然而从始至终，沈同春都没有开口表白。我们的关系很纯洁，手都没有牵过，他很尊重我，我其实也挺喜欢他。但那时候太年轻，我还不是很懂什么叫恋爱。

       后来有一次，他好像是生气或误会了。那时候跟我玩得好的人很多，有段时间另1个男孩子经常来找我玩，以至于沈同春好几次约不到我。知道我常跟那个男孩子玩后，他就没有来找我了。当时我只是奇怪，但没觉得怎么样，也就没有去找他。

几十年后一罐香港寄来的奶粉

       就这样，到了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沈同春离开了部队，回到了上海。

       后来，由于和姜毅英的矛盾，她和人家说要把我关起来，我就趁着她结婚度蜜月，找个借口说想读书，而且母亲也要我回去，请长假离开了重庆，从此再没回过军统。

       1946年，我在上海朋友家住了几天，碰到1个同事。那个同事悄悄告诉我，说沈同春家里的桌子玻璃板下面，一直还压着你的照片，他还是很想你的！

       那张照片是我送给他的，是当时拍得比较满意的一张。我没送照片给过几个人，沈同春是其中1个。记得拿到照片时，他非常开心。

       听说这事以后，我真的很感动，也非常后悔，流了很多眼泪。

       同事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沈同春，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同时也因为他的条件太好，不仅家境好，而且还是留学生，而我只是个偏远小城市里的普通小姑娘。理智告诉我要控制，我和他的差距太大，不要再去影响他。

       我独自回到了江山，和沈同春也没有再联系，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后来好像去了香港。

       2012年3月，有个外地记者来采访我，然后在报纸上报道了我的军统回忆。不久后，我收到了一罐从香港寄来的奶粉，上面有张纸条，写着“敬爱的王庆莲祖母，看了您的报道非常敬重您，祝您永远快乐，健康长寿，荣誉永远属于为国家和民族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

       纸条上没有署名，只写着“1个香港人”。
       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会不会是认识我的，所以特意给我寄奶粉？这个人会不会是沈同春，或者是他的后代？
       拿着这罐奶粉，我常会回想起当年那些事。一转眼，已经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沈同春还活着，今年他也应该有90多岁了吧……

军师

战争中的爱情大多以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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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女子还算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