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辞职之后：师生要求政府挽留

军师

1919年5月8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兑现营救被捕学生诺言后，悄然留下一封辞职书，于第二天早晨携北大总务处职员段子均离开北京，经天津至上海转杭州，借寓杨庄。至此，“五四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北大章门弟子
　　蔡元培的不辞而别在北大迅即引发一场权力冲突。9日一大早，北大会计黄幼轩在第一时间将蔡元培出走消息告诉北大教授沈尹默。黄幼轩之所以知道蔡元培的行踪，因为他是蔡校长的郎舅。
　　沈尹默闻言大惊，旋即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计议。马裕藻等人不知所措，而沈尹默则沉着地告诉他们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议会商量，于是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决定以北大全体学生的名义呈请政府挽留蔡元培，学校日常事务由评议会负责。沈尹默俨然成为北大实际负责人。
　　沈尹默原名君默，原籍浙江吴兴，生于陕西汉阴。从籍贯上说，他与蔡元培、马裕藻、马叙伦、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是浙江老乡，与钱玄同是湖州小同乡。1905年，沈尹默与其三弟沈兼士自费留学日本，后因家境困难，不到一年返回国内，而沈兼士考取日本铁道学校，留日攻读，并成为章太炎在日本的弟子。
　　或许是因为沈兼士的缘故，沈尹默回国后也被学术界视为章门弟子，而章门势力如日中天。特别是严复辞去北大校长后，相继代理北大校长的何煜时、胡仁源等都是浙江人，都信服章太炎的学问，所以相继将章门弟子引进北大，北大一时间成为章门天下。当此时，沈尹默因章门关系到北大担任教授。
　　严复职掌北大时，因个人爱好和人际关系比较重视“桐城派”人物，一批“桐城派”学者到北大任教。而待到严复离职，浙江人主政，“桐城派”势力在章门弟子紧逼下逐步萎缩。章门弟子在反对“桐城派”或其他派别时高度一致，他们认为严复所用人物都已过时，应该让位，北大讲堂应该由章门弟子去控制。
　　然而当章门弟子在北大一统江湖后，其内部裂痕便显现出来。一般说法，北大章门弟子大致分为三个派别：一是以大弟子黄侃为首的守旧派，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以钱玄同、沈兼士为代表的开新派，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是以马裕藻为代表的中间派，两边都不得罪，依违两可，皆以为然。
　　有人欢喜有人愁
　　沈尹默不是章门弟子，但由于沈兼士的关系，他与章门弟子相处融洽，而且由于他在北大资历比较深，且足智多谋，有“鬼谷子”之号，所以北大章门弟子很多时候也把沈尹默当作掌门人看待，愿意听从沈尹默的安排和调遣。至于他的“鬼谷子”之号，正面呢，是说他反应敏捷，有决断善思考；反面则暗指他是一个阴谋大家，他后来被汤尔和等人排斥出局与此可能有直接关系。
　　当蔡元培入主北大时，沈尹默、汤尔和等人都有拥戴之功和犬马之劳，尤其是沈尹默在蔡元培到校不久，就贡献出三条锦囊妙计：
　　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
　　二、按照北大章程规定组织评议会。沈尹默的理由是：评议会在北大章程中原本有规定，但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因为有了评议会，教育部的指令就不那么容易直接下达。也正因为如此，对北大久远发展而言，评议会更加重要。有了评议会，北大发展就不会政随人亡；即便在平时，也可以评议会的力量抗衡行政权力的无端干预；
　　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沈尹默：《我和北大》)
　　这三条建议中，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所以当蔡元培愤而辞职，离京出走后，沈尹默先是一惊，继则一喜，因为这终于可以试验评议会的功能与效率了。
　　沈尹默主持评议会代表北大师生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教育部在第二天(5月10日)给予不太积极的回应，反而要求北大评议会应该严厉管束北大学生，不得罢课。这使沈尹默和北大师生略感不快。
　　10日，北大学生派出代表赶往天津追踪挽留蔡元培，找不到蔡元培的踪迹后致电上海名流唐绍仪，声称蔡校长受外界胁迫辞职他去，务请唐绍仪见到后诚恳挽留。北大学生还致电上海各报各团体，揭露北京当局迫使蔡元培出走真相，呼吁各界一致声请蔡元培回京复职。
　　同一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呼吁教育部出面挽留蔡元培，以为“五四”行动纯属全体公意，与各校校长绝不相关，尤非北大校长一人所能够代任其咎。且蔡元培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大学，招致贤哲，成绩斐然。他们恳请教育部俯顺众情挽留蔡校长，为中国教育留此一线曙光。
　　北大和北京各校师生对蔡元培的挽留出于至诚，只是这样推崇蔡元培，强调蔡元培个人在教育界的作用，实际上是置教育部于非常尴尬境地。教育部高层在郁闷心情支配下，怎能真诚出面挽留蔡元培呢？尤其是安福系原本就很讨厌蔡元培的自由思想、兼容并包，当然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一了百了，或者批准蔡元培辞职，或者索性将北大解散。这是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
　　师生要求政府挽留
　　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无疑激励了北大师生的抗争勇气。10日下午一时许，北大教职员推举出来的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集体前往教育部，求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请其设法挽留蔡元培。傅增湘表示，他个人是诚恳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们复问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的意见，傅增湘默然有间，表示总统、总理的意见，他个人并不深知，因此不便代为回答。言下之意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教育部，而在总统府和国务院。
　　北大教职员代表往访傅增湘的同时，北京各高等学校中有十二所学校的教职员代表也在北大召开联合会议，讨论挽留蔡元培。他们认为能否挽留蔡元培已不是北大一校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及外交前途的大问题。第二天，代表们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字，表示政府如果不挽留蔡元培，他们势必抗争到底，不惜全体一致辞职。(《晨报》1919年5月11日)
　　对于北大师生及北京教育界各方面呼吁，教育部起先毫无表示，也无法表示。这自然引起社会各界严重不满，更引起有意利用此次事件而达到倒阁或其他政治目的的派别、政党或个人的兴趣。5月9日，护法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自广州致电蔡元培，表示学生为收回国土，愤激击贼，政府逮捕多人，实在过分。“公愿以身代，仁者用心，令人感泣。讨贼得罪，是非倒置，何以立国？”这就将原本只属于法律和行政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
　　在北京，教育总长傅增湘因对蔡元培深表同情和挽留，不同意严厉镇压学生，反而遭到安福系责难。无奈中，傅增湘仿蔡元培例，于11日不辞而别，教育部公务暂时由次长袁希涛代理。
　　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晚清时担任江苏学务处议绅，辛亥后与黄炎培一起参与江苏省新教育实践，是黄炎培重要助手。后应蔡元培之邀，任职教育部。与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等都是多年朋友。在与北大和江苏教育会的关系上，袁希涛更倾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这就引发了北大是否南迁或解散的争议，至少在蔡元培辞职后一段时间里，黄炎培、蒋梦麟和江苏教育会真的动议过利用这次机会攫取北大控制权，或者当北大不能在北京继续存在时，设法将其中的新派学者转移至南方。
　　江苏教育会的这个意思并不含有任何恶意，他们确实与蔡元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确实期望帮助蔡元培，重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所以他们对蔡元培脱离北大，脱离沈尹默，脱离章太炎弟子包围，辞职南下，并不感到太悲伤，反而认为是一个重要机会。
　　徐世昌出面
　　在袁希涛代理部务第二天(12日)，情况发生了变化。袁希涛致电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沈恩孚，表示蔡元培校长辞职出走，各校员生纷纷请留，情势急切，教育部已派沈彭年前往南方当面挽留。袁希涛还告诉沈恩孚，他昨天亲谒总理钱能训和大总统徐世昌，他们均嘱教育部迅速设法挽留蔡元培。因此，他请沈恩孚一旦见到蔡元培，务请转达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及教育部的意思，请蔡先生从大局考虑，早些回京。(《五四爱国运动档案史料》，235页。)
　　13日，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派出九名代表到总统府请愿。其他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率辞职，以示声援。晚九时，北京大学评议会和教授会联合会议一致决议请蔡元培回校，以为蔡先生回校复职为维持大学唯一方法。(《评议会教授会联合会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5日)(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北京教育界局势令人焦虑，而蔡元培行踪毫无消息。代理教育部事务的袁希涛心急如焚，13日再致电沈恩孚，诉说难处。第二天，大总统徐世昌发布指令，表彰蔡元培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希望蔡先生值此困难时期，妥筹善后，认真擘理，挽济艰难。
　　大总统出面当然是给蔡元培保全了面子，同时，既然大总统出面挽留，也必须保证大总统不能太没有面子，何况此次挽留并不是政治高层一致。所以，袁希涛在15日又密电黄炎培，请其无论如何也要劝说蔡先生不要节外生枝。(《五四爱国运动档案史料》，236页。)
　　袁希涛的担心并非多余，随着蔡元培出走，全国教育界人心惶惶，甚至还有商界人士也介入了这场冲突，均以为政府之所以并不真诚挽留蔡元培，主要还是因为蔡先生成为新思想的象征，政府竟不容思想界有一线生机，竟不容世界潮流有一分输入。“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界，尽入一二有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堕于万劫不复之境。岂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学一校之关系，中华将来之文明，实将于此决其运命。”(《民国日报》1919年5月15日。)
　　蔡元培坚守辞职立场
　　教育部，或者说袁希涛，挽留蔡元培、化解僵局是真诚的，这份真诚感动了北京教育界领袖。5月16日，北京国立各高校校长陈宝泉、洪镕、金邦正、汤尔和等人联名致电蔡元培，请求蔡先生重新考虑先前辞职立场，不要把门关死。面子固然重要，但是也要适度，不要因一人之选择影响教育界整体利益，以为教育界留一生机。陈宝泉等人还表示，他们之所以没有用辞职声援蔡先生，主要是因为责任所系，方才出来协助政府维持各校。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与蔡先生的选择有什么不一样。(《五四爱国运动档案史料》，236页。)
　　大总统徐世昌已发布了挽留指令，教育部已派员当面挽留，代理部务的袁希涛更是三番五次通过私人关系表达善意，但蔡元培依然不为所动。从他个人尊严、大学尊严的立场看，他现在当然还不好竟自回去复职。因为，在蔡元培的感觉中，政府中的个人或许是真的挽留他，但这种挽留带有某种程度的勉强或不情愿。蔡元培认为，他现在回校复职很可能使北大师生乃至全国教育界大失所望，因为教育界与政治界的纠纷由来已久，政治界对教育界的干预日甚一日，始终没有分出输赢。蔡元培这次大概有点得理不让人了，他真希望以自己的牺牲为教育独立教育自主赢得更大空间，所以他在各方挽留声中毅然坚守辞职的立场。(《蔡元培年谱长编》，208页。)
　　僵局的转机
　　蔡元培的坚守使事情陷入僵局。16日，北京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推举代表前往教育部与袁希涛会晤，商酌与教育部所派南下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一起出发。在北京大学内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自称与蔡元培“志不同道不合”的教授黄侃，竟然也因蔡元培辞职而表示辞职。黄侃的理由是：“环顾中国，除蔡元培，亦无能用余之人”，既然蔡元培不愿回来，我黄侃也就不必呆在北大这个破地方了。(《时报》1919年5月16日)
　　蔡元培能否复职成为时局好转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各校派出学生代表十七人沿着蔡元培南下途径查找踪迹，各处探询，不得要领。于是又推出总代表八人，会同天津各校代表二人联合南下，准备当面哀求蔡元培返回北大。可是他们到了上海根本摸不着门道，于是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公开查访蔡元培的踪迹。
　　政府代表、学生代表寻找蔡元培的消息都是公开的，蔡元培当然都知道，他似乎也觉得这样僵持不是办法，至少不能将事情的焦点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5月18日上午，蔡元培找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赵厚生等人商量，最后决定给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教育总长傅增湘发一电：
　　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学生举动，逾越常轨，元培当任其咎。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谨陈下悃，伫候明示。
　　蔡元培的要求并不过分，所以国务院和教育部很快分别回电答应。甚至表示，外间传闻并非事实，政府对于学生行为并无苛责之意，深望蔡先生早日回京主持校务，以慰众望。(《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23日)
　　如果从此次通电大致情况看，在双方承认学生举动“逾越常轨”的前提下，似乎有了转机，问题应该很快解决，蔡元培也应该很快返回北京，返回北大。那几天与蔡元培有着密切接触的蒋梦麟曾于5月22日与黄炎培联名致函北大教授胡适，表示蔡元培已就回校任职事作出决定，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北京大学可望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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