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北京的最后时光

军师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总共到过北京三次。第一次是1894年7月，他呈书给李鸿章，想争取到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李鸿章以军务繁忙为由，仅派幕僚接见了孙中山。第二次是1912年8月，他到北京和袁世凯会面，俩人会谈13次，袁世凯终于得到了孙中山不竞选正式大总统的承诺。第三次则是1924年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
　　在孙中山三赴北京中，唯有第三次碰到的对手多。此时，国内政局恶化，外有西方列强对孙中山的阻挠，内有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对他的阳奉阴违。孙中山深知北上之旅的艰难，但是为了宣传他的主张，他毅然选择北上。在北上途中，他的肝病恶化，到北京后没多久，孙中山便因患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
　　1.冯玉祥发动政变 邀请孙中山北上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冯玉祥率部返回北平，包围了总统府。冯玉祥干了三件事，一是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二是宣布成立“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三是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出宫。
　　冯玉祥的合谋是胡景翼和孙岳。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载：冯玉祥和胡景翼、孙岳早年都曾参与过辛亥革命。冯玉祥等人和国民党人平时就有来往，曹锟贿选事泄后，孙中山曾秘密派人向冯玉祥示意倒直，当时冯玉祥个人控制的兵力有限，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次直奉大战给了冯玉祥机会。吴佩孚率精锐和张作霖在山海关地区决战，冯玉祥以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之职指挥热河方面军事。出发前，冯玉祥和直系第二路军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商量好起兵推翻曹锟和吴佩孚的统治。当吴佩孚带着第一路军在榆关和张作霖激战正酣时，冯玉祥于1924年10月19日带部队秘密回京，他向部下强调：“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济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22日晚，冯玉祥的先头部队与留守的部队进入京城，孙岳打开安定门迎入，他们迅速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等地，并包围了曹锟的总统府，解除了卫队枪械。
　　10月24日，冯玉祥等19人联合发出《和平通电》和《建国大纲通电》，迫使曹锟发布停战和免除吴佩孚职务等各项命令，并要求曹锟从总统位上自动离职。
　　在邀请孙中山进京一事上，冯玉祥事先和张作霖、段祺瑞有过协商。冯玉祥在准备发动北京政变前，就和张作霖的代表在古北口谈过合作，双方约定：推翻曹、吴后，奉系军队不入关；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张作霖和孙中山也在1922年接触过。当时孙中山曾派伍朝枢、汪精卫到奉天，和张作霖协商队伍反对直系，段祺瑞也派徐树铮参与其间。在共同的目标下，三方加强了联系。冯玉祥在提出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之时，表面上段祺瑞和张作霖是同意的。
　　2.局势恶化坚持北上 途中赴日谈判
　　表面上看，各方都希望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段祺瑞给孙中山发电，说：“公元勋照耀，政想宏深；命驾北来，登高发响，此天下之所想望，尤南北合力统一之先声。”
　　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人，表示：“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
　　其实，对于北上能否主政，孙中山并未抱有希望。他曾说：“我这回到北京去，外面不明白情况的人，以为我一定可以掌握政权。其实我并没有想。就是他们要我办，我也是不能答应的。因为这次北京革命有许多复杂的分子参加在里头，革命党虽然是原动力，但其中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革命党……我决意到北京去，是拿革命主义去宣传……所以我这回为革命前途计，便不能不到北京去。”
　　事情的发展正像孙中山所预料的那样，有太多的人并不想让他北上主政。11月10日，张作霖、冯玉祥等人来到段祺瑞天津的住宅，并开会决定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据冯玉祥回忆，直奉战争结束后，曹锟下台，无人主持处理政务，当时多主张段祺瑞出面维持，但段祺瑞以各方态度不明朗为由，待在天津不进京，并在天津召集会议，把冯玉祥和张作霖都叫去了。此次会议也决定，由段祺瑞组织临时政府，并任临时执政。
　　这个结果出乎冯玉祥的预料，段祺瑞把握住机会，冯玉祥反而处于从属地位。张作霖也违反了当初约定的奉军不入关的协议，奉系军队不仅陆续开进山海关，而且用武力夺取了直隶省地盘。而对于欢迎孙中山来北京的提议，在政变之后，张作霖就再也没有任何积极的表态了。通过“天津会议”，冯玉祥觉得大势已去，他悔恨地说：“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惜断送了政变的果实。”
　　在这样的形势下，孙中山仍决定北上。11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上永丰舰启程。途中，他在黄埔上岸，到黄埔军校视察，检阅第一期黄埔学生学习战术。检阅完后，孙中山与蒋介石有一段对话。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在黄埔军校视察完后，永丰舰在苏联巡洋舰“波罗夫斯基”号护卫下，离开黄埔，驶往香港。在香港，孙中山改乘日本轮船春洋丸号前往上海。
　　由于孙中山当时推行联俄联共的政策，并在北上宣言中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这引起英法等国的不满，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发表社论称应拒绝孙中山进入上海租界。再加上当时段祺瑞等在天津开会，推举出个临时执政，时局一时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演讲，他说道：“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切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预料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为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险，大家爱国有责，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孙中山在上海并未多作逗留，他在11月22日搭乘轮船离沪，转道日本。到日本后，他与日本右翼政治领袖头山满有过会谈。孙中山所主张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自然是重中之重，头山满关心的是日本的既得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失，是否要收回旅顺、大连。孙中山回答说：“旅（顺）大(连)收回一事，余实未想到此……旅大如不扩大其势力，则无成问题之必要，香港亦然。”而在谈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时，孙中山说：“今日有希望于先生者，有二问题，其一，撤销治外法权；其二，中国关税独立。”
　　3.拜访张作霖受冷遇 患肝病赴北京疗养
　　12月4日，孙中山由日本乘坐轮船刚到达天津，就登门拜访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在直奉之战中获胜后，挥师入关，进驻天津。张作霖得知孙中山要来，便故意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到门外迎接。孙中山一行在客厅坐了半天，张作霖才出来。孙中山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作霖听后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脸上还装出不高兴的样子，故意让孙中山难堪。
　　这时候，客厅里的气氛就有些紧张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李列钧起身解围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佩孚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张作霖听了后，这才高兴地大笑起来，双方的气氛转而融洽起来。
　　《与张作霖的谈话》中记载，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孙中山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暂缓施行。孙中山表示不能同意。当时，张作霖曾对汪精卫说：“我以前以为孙先生是一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天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的主张，我保证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
　　不但张作霖对孙中山北上时提出的政治主张不认同，临时执政段祺瑞也不赞成。孙中山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后，北京的外交代表团会聚在荷兰使馆里商量对策。孙中山到天津后，从12月4日晚上起，肝病便已发作。经过十多天的休息，本来病情已经好转，却又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伤了神。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于12月18日来天津拜访孙中山时，谈到外交问题，说段祺瑞有“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保证。孙中山非常不高兴，说道：“外交团要求尊重条约，我听说段执政府已经同意，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经过这一天，孙中山的肝病更行爆发，越发痛苦，便决定进京疗养。
　　孙中山病情加重之时，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邀请了123人为善后会议成员，悍然对抗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4.抵京时三万人列队欢迎　拒绝为清室恢复原优待
　　虽然段祺瑞和张作霖反对孙中山的主张，但当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北京各团体已经计划好了欢迎孙中山进京的盛大仪式。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当日下午4时，专车到达前门车站，孙中山受到北京各界3万多人的欢迎。欢迎队伍由车站一直排到城门侧，学界将印好的200多万份传单随街散发。孙中山因病未作演讲，而是以书面形式散发了《入京宣言》：“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清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
　　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回忆说，他担心人太多，车站秩序会失控，到永定门车站后，他想请孙中山在那里下车。鹿钟麟到车上拜会孙中山时，看到孙中山面容憔悴，手中还拿着本书在看。孙中山不同意在永定门下车，他说：“我是为了学生们为了民众而来的，请不必担心，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出乎意料的是，列车到前门车站后，欢迎队伍的秩序维持的很好。
　　孙中山入京当晚，就请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诊视病状，并请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以及协和医院医生等7人会诊。经各医生诊断，认为孙中山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但此病并非绝症。
　　此后，为了便于治疗，孙中山住到北京饭店506号房，即现在的北京饭店B座5101号，其随行部分人员则住到段祺瑞为孙中山预备的行辕——铁狮子胡同原顾维钧的住宅。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还特意为孙中山派了三个苏联籍的警卫员。
　　重病中的孙中山来到北京后，还处理一件与清朝皇室有关的大事。
　　1924年10月，冯玉祥政变后，他把溥仪赶出故宫。12月，得知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清室内务府宝熙、荣源等人递来函件，投诉国民军和临时内阁修改优待清室条例与驱逐溥仪出宫。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民国元年大总统所订立的《优待清室条例》。
　　清室内务府为何找孙中山？因为他们认为，孙中山与清室有些交情，或许能帮他们。原来，孙中山曾在1912年与清室有所接触，当时是孙中山第二次来京，他和黄兴浏览前清宫殿及颐和园，还同赴金鱼胡同那桐的住宅参加了前清隆裕太后命令载沣举办的欢迎宴会。因此，在孙中山第三次到北京后，清室内务府来请求孙中山维持旧规。
　　不过，孙中山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当冯玉祥将溥仪赶出故宫时，孙中山曾致电夸奖冯玉祥：“报载令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病中的孙中山看了函件后，他让秘书回函反驳。回函称：“中山先生对于此事之意见，以为由法律常理而论，凡条件契约，义在公守。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之遵守。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消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条件之崇报。”
　　但是，优待条件规定，清帝辞位后暂在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而清皇室始终未践约搬出；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中规定，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元，不通用旧历及旧时年号，清帝谕告及一切赏赐，只适用于宗族家庭及其下属人等，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而清室一直沿用宣统年号，对官吏赐谥等仍我行我素；尤其是复辟之举，更是严重破坏国体，把优待条件的效用完全毁弃了。
　　而且清室在复辟失败以后，辩解说是被“辫帅”张勋胁迫的，按照这一说法，张勋就是清室的罪人，但是张勋死后，清室又予以忠武之谥。
　　在举了一堆清室违反优待条例的例子后，孙中山在回函中表示，原来的优待条件不能再继续履行了，而且孙中山认为，溥仪年富力强，此时致力于学问，他日成就不可限量，何苦深居于宫中？
　　5.病逝后灵柩　暂厝于碧云寺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担架抬到医院后，查明是肝癌，病情日益加重，已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由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出面，请孙中山立下遗嘱。孙中山即对汪精卫等人说明革命的方法：“要特别注重两点：第一点是唤起民众；第二点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综合孙中山前后口授的意思，以及他生前所著的著作，汪精卫在孙中山病榻前拟就政治遗嘱一稿。孙中山听了后点头赞成，然后又准备好了一张家事遗嘱，还有一份给苏联政府的遗书。3月11日，凌晨一时，孙中山忽然好转，他把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于右任等人叫到榻前，说：“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生死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随后，孙中山在遗嘱上签了字。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病逝。
　　在孙中山病重期间，段祺瑞并不关心他，一次也没有亲往探视。孙中山病逝后，中央公园被辟为停灵之所，段祺瑞执政府召开非常国会会议，通过了为孙中山举行国葬议案。停灵祭吊期间，约有数十万人前往中央公园公祭，表达哀思怀念之情。据治丧处统计，仅于月底前，就收到花圈7000多个，挽联59000余副，横幅500余条。
　　1925年3月24日举行的公祭孙中山仪式颇为隆重。正午12时，自吉兆胡同北洋政府至中央公园，沿途皆有军警特别警备，五步一军，十步一警，极为森严。北洋政府全体阁员及文武官员百余人（除各部总长、次长外，每个机关都派遣两位代表随同祭奠）前来祭灵，北洋政府更指定王颐孙、袁龄为礼官。因段祺瑞答应下午三时前来祭奠，李烈钧还准备了答谢书，措辞立意，恭敬稳练，用心良苦。谁知到了时间，段祺瑞以足疾为由，不来了，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祭。据说段祺瑞因具诚意，事前特斋戒沐浴，适新置之皮鞋过小夹脚，步履维艰，所以来不了了。段祺瑞当时是民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李烈钧接到段因脚肿不能亲来致祭的通知后，非常气愤，便向民众说明情况，并高声说：“死总理吓死了活执政！”
　　由于孙中山生前希望安葬于创建中华民国之地南京的紫金山，因此当时决定将灵柩暂厝于北京碧云寺塔室，以待将来。而碧云寺与孙中山，还曾有过一段渊源。1912年，孙中山第二次到京期间，曾由孔祥熙陪同游览过碧云寺，当时孙中山登上寺内的金刚宝座塔顶部平台，发现一株柏树的九个树枝被人用绳索缠绕、石块压迫，摧残成盆景模样。孙中山亲手解除绳索，搬开石块，并且告诫寺院僧人不要再摧残柏树。这株柏树，就是至今犹存的“九龙柏”。到1929年，孙中山的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
　　如今的西山碧云寺内，设有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并设有孙中山纪念堂。纪念堂内正中安放着孙中山先生汉白玉全身塑像，正厅西北隅陈列着1925年3月30日苏联送来的玻璃盖钢棺，堂内还陈列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墨、遗著。近年来，连战、吴伯雄与朱立伦等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到访大陆时，均到碧云寺拜谒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