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前的蒋介石终日“夜不成眠”

军师

在蒋介石早年的发展历程中，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绝对是一个重要契机。蒋在处置事变之时一度准备妥协，赴汕头“避祸”，但行至半路，突然想到不应“示人以弱”，乃决然返回应变，逮捕舰长李之龙，驱逐苏俄顾问，引发国民党高层权力结构的强烈地震，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事后，蒋介石自言：“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报答总理乎？”(《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7页，以下简称《初稿》)虽然“中山舰事件”不一定是一个必然事件，但蒋介石个人攫取国民党最高权位的计划则早已有之，借题发挥自属必然。


依靠黄埔军校崛起


众所周知，蒋介石崛起的基础在于黄埔军校。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办校方式与教育措施、较有保障的经费与物资配给，加上严格的军训与军纪，使黄埔军校造就出一支不同于旧式军阀武装的新型军事力量。以黄埔学生军为支柱，蒋介石先后领导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第一次东征。黄埔军校学生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使军校的声誉不断扩大，并逐步抬升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军界与政界的地位。1925年4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改建为党军，蒋介石被任命为党军司令官。到讨伐盘踞广州城内的军阀刘震寰、杨希闵时，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军事行动的重要决策人，时在广东的军政要人廖仲恺、朱培德、苏俄军事顾问嘉伦，以及刚由北方归来的汪精卫围绕着国民党所面临的军事与政治问题，多次与蒋密商。夺回广州后，国民党中央特任蒋介石为广州卫戍司令。


1925年7月1日，大元帅府改组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16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和林森为常务委员，选举汪精卫为主席。下设外交、财政和军事三部，分别以胡汉民、廖仲恺和许崇智为部长。蒋介石虽然也参与了广州国民政府的组建工作，但只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


据蒋介石自述，在商量政府委员人选之时，他本在内，但自己谦让力辞，理由是“受政府直接指挥者不宜加入”(《初稿》第377页)。不管真心也好，假意也罢，蒋因自谦最后并未进入政府的核心层，此时正雄心万丈的他，无疑有一种失落之感。加之，这一段时间蒋之身体迭有小恙(因割除鼻瘜肉，住院十余天)，而黄埔军校的经费供给又出现了一些问题，蒋介石遂于8月6日以“才短体弱，日呈竭蹶之象”为由请求辞职。军事委员会复函称，“政府倚若长城，党军奉为泰斗”，所以恳切挽留(《初稿》第404-405页)。这实际上也再次证明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军政界已经有了巩固的地位。这种依恃新兴军事力量而构筑的重要地位，很快在“廖案”发生后得到证实。


借处理“廖案”赶走许崇智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枪杀。“廖案”发生后，蒋介石与许崇智、汪精卫成为应急时期广州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小组“特别委员会”成员。在特委会成立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就任广州卫戍司令职。黄埔军校学生军擒获了案犯林直勉、经国桢、梁士锋等，并于8月25日至26日夜间把驻扎在广州市内和郊区、与“廖案”有涉的粤军某部缴了械。


借助于处理“廖案”事宜，在蒋介石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5年8月26日议决改组所属军队，以党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命蒋介石为军长。此外，谭延闿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李济深所部粤军、李福林所部闽军分别编为第二至五军。国民党军队的改组，“清楚表明蒋介石在军队中的地位日趋巩固”(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41页)。


随着军事权力角逐的升级，蒋介石与粤军首领许崇智之间的冲突已不可避免。1925年9月17日，蒋介石“沉思粤状，誓除障碍”。9月18日，蒋介石接受军事委员会“全权处置粤局”的命令，派第一军第一师监视省垣“反”的许崇智军队，并包围许的住所。19日，蒋又密令学生第二大队、第一军第四、五团，粤军第四师第七、八旅并补充旅，以及铁甲车队、江固舰，“解决反各军”。在军事较量得手的情况下，蒋介石“礼劝”他的老上司前粤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许崇智离粤，许只得服从。


两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胡汉民也离粤赴俄。数日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总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选出了汪精卫、谭延闿和蒋介石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这个机构中，汪精卫只负责政治问题，谭延闿分管军需，而蒋介石则总揽了一切军政、组织与训练事务(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366页)。正如德国历史学者郭恒钰所言，一系列的运作使蒋介石为“夺取党政军的绝对实力地位……创造了决定性的步骤”。结果，“这个在一九二五年初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年青军官，在几个月内通过大胆的、有目的的和激烈的行动一步步青云直上，在红色广州成了汪精卫之外最有力的人物”(《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42页)。


“权位愈高，危险愈增”


蒋介石与汪精卫一度关系密切，孙中山逝世后，从北京南返的汪精卫并未直接回广州，而是先到潮州会见蒋介石。汪对蒋说孙中山弥留之际，仍在呼唤“介石”，蒋闻之啜泣不已。汪乘机与蒋商谈党内大事，并就自己的行止听取蒋意，表示以蒋言为决，使蒋“甚感其亲爱也”(《初稿》第352页)。显然，汪精卫同样有着强烈的权力欲，这从后来选举国民政府主席之时投了自己一票就可得到充分说明。此时，汪拉拢蒋显然是在巩固势力，以增加与胡汉民争夺党权的砝码(详见贺跃夫《廖仲恺与国民党的党争》一文，载《广州研究》1987年第7期)。


但当蒋介石快速崛起之后，两个自命不凡而又贪恋权力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所难免了。不过，蒋、汪矛盾又同蒋介石与中国共、苏俄军事顾问及非蒋派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相对较为复杂。虽然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作过不少维护国共合作以实现革命力量团结的讲话。但从根本上而言，蒋介石对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与“容共”政策是不认可的，这从他刚由苏俄考察归来给廖仲恺所写的表达自己政见的长信中就不难看出。而在国民党内，此时的汪精卫则是“著名”的“左派”，苏俄顾问们是其重要帮手。


国民党二大之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蒋介石虽然也斩获不小，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员，但相较汪精卫而言，地位尚逊色不少。会后国民党高层的政治与权势角逐和意识碰撞，使蒋感受到莫大的压力。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的当日(1926年2月1日)，主持召开黄埔军校校务会议，说道：“权位愈高，责任愈重，因之心思愈苦，而危险之程度，亦愈增矣，可不懔哉！”(《初稿》第535页)不啻是在提醒自己。在这种情境下，他的政治行为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2月8日，蒋介石声明不就任国民军总监职，次日又请求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汪精卫闻听此事，特致函蒋介石，加以恳留，中有“因兄糊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必不吝改过；如发见困难，咎不由兄，则当谋共同解决；如无可解决，则当共同引退”之语，希望蒋介石复函于他，但蒋“固执太过”，终未一复，令汪意颇怏怏。蒋也自感因此招致汪“怨嫌”(《初稿》第537页)。


蒋介石与苏俄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等人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他认为苏俄顾问“疑忌”他、“侮弄”他，与他谈话“语多讽剌”，使他的自尊受到伤害。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人格，而且涉及国格问题。俄国顾问对北伐决策的固执反对也令蒋大为不快，翻阅蒋介石1926年2-3月的日记时，可以发现不少抱怨苏俄顾问“专横”及思谋自己“进退”对策的记述(杨天石等先生均对此有过深入论述，兹不赘列)。


蒋长期处于退却与出击的权衡之中，此间发生的“王懋功事件”更加大了蒋介石与季山嘉、汪精卫等人之间的矛盾。王懋功本是蒋介石所辖第一军第二师师长，但与汪精卫亲近，是汪精卫所能支配的惟一武装力量。季山嘉想把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二十师合并成第七军，以王懋功为军长。但蒋介石则采取断然措施，于2月26日逮捕王懋功，并押解到上海。蒋介石在日记中称，“俄人季山嘉等为之震惊，以其利用王懋功图谋不轨，倾覆本党革命势力不成也”。事后，蒋介石向汪精卫明确提出要求撤换季山嘉，这一事件更增加了蒋与季山嘉、汪精卫之间的猜忌与对立。


进入1926年3月，蒋的疑虑进一步增加，这与广东政府内部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也有一定关系。3月7日，刘峙、邓演达等告知有人发送反蒋邮印品，蒋闻之，“心转释然”(《初稿》第542页)。但释然只是高度紧张情绪的一种自我强制调适，并非蒋的真实心理。短暂的麻痹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更大的疑惧与痛苦。8日，蒋介石捧读《曾国藩嘉言钞》，“乃知其拂逆之甚、毁谤之丛，非人所能堪”，他感慨良深，颇受曾氏“悔字诀与硬字字”的鼓励。次日，蒋介石又因“内部分子复杂，貌合神离”，而“深为慨叹”。11日，蒋看到一些反对他的传单，自感“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他开始“为进退问题扼腕终日，夜不成眠”。


蒋介石最大的担心逐渐指向汪精卫、苏俄顾问与中国共，认为自己已“四面皆敌，肘腋受制，陷于重围核心”，遂下定决心“奋斗决战，死中求生”(《初稿》第544-546页)，他的这种“气魄”在随后发生的“中山舰事件”中得到明显体现。事后，他不仅不承认这是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反而称之为“救党”行动。国民党后来的悲剧，此时实已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