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

军师

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副刊司马纡（程大千）的短篇小说《铁肺新郎》的开头是这样的：“XX部司令K，因惧敌误国罪被处死刑以后，有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没有付邮的信……”（见《重庆客》1983年重庆出版社）小说涉及一个具有旧文人笔下的“韵”，新文人所谓“爱娇”的女角，是一个哀惋而恐惧的故事。作者将高级军官被枪毙事件写得很真切，在那时更见其典型意义。


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如段朗如、张德能、陈牧农等因作战畏缩不前被枪决，酆悌、文重孚J湖南益阳人，长沙市警察局局长K因长沙大火被枪决，胡启儒（黄埔军校二期，教导总队2旅旅长），1942年夏因贩毒被处决。梅春华（少将，黄埔军校四期，18军参谋长），1943年因私贩军队装备被处决。程泽润等死于渎职贪贿……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又说蒋“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偏执，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叮嘱部下的“你们赶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负责的情绪话。


（一）


段朗如之死，上官云相有不可推卸之责。上官云相原本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第4师师长，北伐时效忠革命，后参加淞沪会战。抗战军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俾依长才，调他出任第32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第三战区浙赣线方面防务。其当旅长、师长之时，已养成功则归己、过则归他的恶劣品性。战况有利，则拼死追打，战况不利，拔腿就跑。段朗如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次南昌反攻战，刚到达预定位置时，段曾建议立即发起突击，因此时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一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可是上官不同意，说是有你打的仗，等着。较早前的万家岭战役时任74军军长的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俞亲临前线时，段朗如师长表态一定坚守，俞夸赞道：“像这样勇敢应战，忘我牺牲的将领，实在可贵。”岷山一战，伤亡最惨重的是该军第79师。


等到阵地前的日军已经增加到一个旅团，上官却下令强攻。段说“进攻是要进攻，但仗不是这样打法”。上官闻此大怒：“段师长，你说什么！你要负责的！”段不得已，组织突击队，但他手下的一个黄埔四期生临阵脱逃，不知去向，整个计划被打乱，突击队完全暴露在日军夹击之下而无还手之力。（参见《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南昌反攻部队很多，查阅当时的战斗序列，起码有近三十个师。其中，上官云相以集团军司令官名义指挥第29军，军长陈安宝。阵容很大，竟有六个师的番号和实力。段朗如的79师即属于该军主力。段组织突击队失手后即遭逮捕。陈安宝军长意图息事宁人，想以作战不力为由，将其免职了事。可是上官云相却以个人芥蒂决定杀其头推卸责任，对战区参谋处等高级幕僚的营救以耍赖应之，说是不杀段，他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缩不进，谎报军情，贻误战机……


结果是陈安宝只有亲自指挥79师进攻南昌附近的莲塘，遭遇强大的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反击，很快全线溃退。陈军长卫士死伤散尽，他因为负重伤，又身材胖跑不动，日军追上后竟割下他的头颅带回南昌炫耀。几天后部队才在稻田里找到他的尸体。


陈安宝毕业于保定军校，资格既老，为人也实在厚道，天性不会耍滑头。他作战沉着大气，对下级也相当宽厚。段朗如死后，陈安宝亲自指挥79师，牺牲得很窝囊。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损失二百余将官，以陈安宝、张自忠、郝梦龄三位军阶最高；时间是1939年初夏。


（二）


长衡会战的衡阳方面。1944年夏，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战至最后关头，无奈诈降的10军军长方先觉引致物议纷纷。其实，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就差点被蒋介石处决。据当时10军预备第10师政治部科长的回忆，部队从株洲向湘北移动，和日军全线接触后，被敌人以优势骑兵突击，很快败北。会战后的作战检讨，蒋介石要处理10军军长李玉堂和10师师长方先觉，幸亏看到友军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上标示日人有近四个师团的兵力，他才转变语气说；“现在证明，预10师阵地前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第156页）但蒋介石这样讲道理的时候还真不多煻圆慷咏领的处理就全然视乎其心情，心情好，则情绪通达，有话好说；情绪受阻，他就草菅人命了。


同样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精锐部队，第74军为王耀武所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58师廖龄奇；第4军欧震所辖：59师张德能……其中，余程万后来在常德会战中几乎被蒋判死刑，张德能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后被蒋下令枪毙，廖龄奇即在本次会战后被判死刑。


本来74军是抗日铁军，能征惯战，机警过人，也大胆沉着，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当他们向北移动的时候，日军倾全力做侧翼包抄。当时的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说“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74军还在行军中，日军的骑兵眨眼工夫就分几路冲来了，立足未稳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以廖龄奇第58师垮得最厉害，从战区长官薛岳到大本营的老蒋均极为震惊，战役结束后立即召开检讨会议。战区的意思是要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第26军萧之楚（属27集团军杨森指挥），要求严惩。但蒋介石没有处分萧之楚，却把58师师长廖龄奇枪毙了，蒋亲自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临阵脱逃。黄仁宇先生说，“廖死留下遗书三封，一呈其母处理家事，一致表弟请结算师部账目，一嘱其妻改嫁。”并请将遗书送蒋备阅。黄先生说，这和蒋本人与其直系亲属的融融家庭欢乐“形成一个尖刻的对比。”（《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同期枪毙的还有97师师长傅维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笼统的“作战不力，自动后退”。


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的长沙方面。1944年六月中下旬，守长沙的是张德能军长。先是岳麓山（一个师）失守。守城的（两个）师见此，已经草木皆兵。城内部队失去依托，只好自发突围。某日一卫士醒来，见外面江边上，官兵纷纷往衡阳方向逃散，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张勃然大怒，冲出去欲加阻止，对于彻底混乱的部队，其效仅如微风撼大厦。


兵败后，张德能与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起被抓到重庆，虽有军法总监何成浚为之开脱说项，但无济于事。赵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说自己受战区长官薛岳的排挤，实际被剥夺了指挥权——离开战区总部，无法指挥长沙守军。赵还向王耀武说，在守卫长沙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意见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置主力于城内。他虽身为战区代参谋长，但并未履行职权，也未能指挥长沙守军作战。望王耀武千万将此情况报告蒋委员长。最后，上边给的结论是：在长沙作战中，赵子立被张德能架空，未负实际责任，薛岳也不能这样使用一个战区参谋长，因此赵子立无罪释放。而张德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赵子立、王光伦的《长衡战役》是这样解释的：衡阳失陷后，蒋要将部队拉向西边的重庆方向，为他保驾，薛岳要将部队向东边长沙方向拉。蒋对薛是一头火，逼迫军法总监判处张德能极刑。这样，张就做了薛岳的替罪羊。


衡阳会战的守军，第10军方先觉军长得到的却又是不同的处理结果。他虽然抵抗了四十多天，最后却树起白旗，不久竟被日军安然释放，事多蹊跷，疑窦丛生。与其相比，作战失误的却被杀头，人们不禁要问，抵抗有期，就有资格投降吗？其实，这是老蒋指挥系统紊乱的结果。对作战失误以杀头处理，成为一种习惯，无形中，在其潜意识的心理层面，就以此作为一种标准，不杀反而奇怪。


胜败乃兵家常事，拿破仑尚有滑铁卢之厄运。方军长置身难以想象的残酷战斗中，打到几乎全军覆没，确实不应求全责备。但重庆的大本营的双重标准，事实上造成了部队将领的隔阂。第74军抗战以来，打过多次苦仗硬仗，虽然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一触即溃，但这是有其原因的，失在战略，不在战术，可是却拿了一个很出色的师长（廖龄奇）来祭旗。这样的处理，在在表明大本营的心理脆弱，头脑混乱。


（三）


1944年夏秋之际的桂柳会战。日寇陷长沙，破衡阳，直逼广西，且其为了最后的挣扎，开辟大陆交通线，乃由湖南、广东两个方面，向广西发动大规模进攻。陈牧农的93军守全州，为桂林门户。9月8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从桂林来到全州，与陈牧农军长一起，视察了黄沙河防御阵地：其正面的敌情是日军第11军主力，很快推进到全州。该地区部队的部署，蒋介石用的是老办法，直接安排到军一级，当战区司令长官询问时，发现“这是委座所规定”并出示其手令：“死守全州！”结果，日军一个师团的先头部队向其阵地发起攻击，即轻易突破第93军黄沙河防线。陈牧农做一象征性抵抗后即退出，全州一天后即告失守，城内火光冲天，部队溃散。张发奎异常震怒，要求蒋介石严办陈牧农。蒋先令扣留以待法办，但三日后即令就地枪决。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官韦云凇负责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由总务处长韦士鸿带人前往第93军把陈牧农抓捕，押解到桂林枪毙。能征善战的黄埔一期生陈牧农就以“放弃全州”罪，毙命于桂林。（参见《粤桂黔滇抗战》）


据当时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冲的回忆，蒋介石确有密函致陈，“在桂作战……以我的命令为依据”。张发奎了解此内情后，反而向蒋要求宽大处理。可是该军副军长为扶正，陈情于蒋，蒋恐暴露其私，乃迅速灭口。另外一种说法是长衡会战时因长沙失守被杀的张德能系张发奎旧属、远亲，张发奎为了报一箭之仇，借机枪毙一中央军军长。李汉冲对此矢口否认，认为张决无杀陈之意，只是想将他撤职查办而已。


可是据当时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说，陈牧农死前（由桂林防守司令部负责枪毙）曾哀叹：“张长官害了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粤桂黔滇抗战》）所以覃戈鸣认为这是蒋和张发奎共玩的把戏，牺牲一个中央军军长，来震慑桂林地方部队。


老蒋这样做的目的是诱导地方领袖加入他的抗战计划。这一带有很多白崇禧的桂系和张发奎的粤系部队，威慑的作用是有一些，可是对整个战局或民族心理的凝聚，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四）


74军历史上，两个极为出色的学生师长，一个在蒋介石的批示之下，做了枪下鬼；一个也是在蒋的批示之下，命悬一线，黄泉惊魂，其经历叫人扼腕。他们就是廖龄奇和余程万。


74军从淞沪战场撤出后，又匆匆投入南京保卫战，南京沦陷后，51师奉命突围，全师撤至浦口仅存4000人。经补充先后参加徐州、兰封等大型会战，在兰封会战中予日军第2师团重大打击。1941年3月，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军第33、34师团。战史誉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1939年6月俞济时升任第10集团军副司令兼86军军长，51师师长王耀武升任军长，74军下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和58师（廖龄奇）。


1943年8月，日军纠集七个师团约十万人进攻常德，常德城的外围战于11月18日开始打响。日军进而纵火烧城，火势蔓延，又放毒气。57师近万人在一片火海孤军奋战坚守常德城半月，以血肉之躯抗击了日军陆、空的协同攻击。日军将常德街道逐排、逐屋地层层爆 破，篦子一样向城内推进压缩。57师在日军猛烈炮火甚至释放毒气的情况下仍死战不退，日军不得不围三阙一，放74军一条生路。十几天后，余程万偕二百余残兵，突围出城，其余官兵与突入城内的日军近身肉搏，全部壮烈殉国。


常德会战后，蒋介石以常德失守，余程万最终撤出阵地为由，指责他没尽到守土保民职责，下令撤职、扣押，送交军法处审判，并指示要将余判死刑。蒋在其日记中扬言将亲自审问余程万。后经军委会高层力保解释，蒋介石才将死刑改成撤职，令其回前线戴罪立功。


6天后余程万又随各增援部队反攻常德，即收复之。大作家张恨水先生以常德之战写成第一部正面战场抗战长篇小说《虎贲万岁》。常德百姓为纪念忠魂，自发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郊东侧修建占地达30000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


程泽润之死，则与上述将领略为不同。负责征兵的兵役署长程泽润，原属湘军系列，参加过江西剿共。他在抗战初期，编写过抗战训练教程之五的《兵役概论》，32开，138页，用重庆草纸印刷，内容涉及征兵制与募兵制、各国征兵制之概况、我国兵役制度之沿革、国民兵役等等。孔祥熙给四川袍哥范绍增透露的消息说，蒋介石嫌四川袍哥势力尾大不掉，拟杀一二龙头老大压制之。不久，蒋介石就恰好在重庆郊区目击新兵被绳索捆绑的悲惨际遇，于是问罪于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蒋介石枪毙了程泽润，意在敲山震虎，但不料四川甚至湖北、云南、贵州等省的袍哥都动员起来，几十万袍哥试图闹事，经范绍增与杜月笙出面斡旋，并以抗日危局相威胁，很费周折才摆平此事。


民国大事记显示，1944年8月，兵役署长程泽润以不理于众口，免职，由徐思平继任。1945年夏，程被执行枪决。


（五）


抗战初期的“长沙大火”后被诛杀的酆悌，其人格具有多面性。他一度跻身十三太保系列，外间视他为老蒋的内层亲信。可是他在“四一二”清党时节，放走共要员；也曾包庇“刺汪案”的策划者，中共地下党员华克之。


1938年底，国军军警奉令在长沙城内外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大火既起，老百姓慌不择路，争相出逃，拥挤践踏，死伤甚巨。十几万间民房商店也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寇锋未到，而阵脚已大乱，国内舆论哗然，重庆当局极深愕然。在国人的痛骂声中，蒋介石便拿酆悌作替罪羊。12月18日，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以稍平民愤。蒋介石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通常以为，“长沙纵火案”的幕后指使者即蒋介石本人，解放后张治中披露了这个特急电文。（见《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而黄仁宇先生否认，认为蒋当天离开长沙，当晚就发生火灾，总策划乃张治中本人，执行者正是酆悌，所以他死得并不冤枉。酆悌等人若真是对纵火有看法，完全可以抗命或出走，或等民众迁移出逃后再执行也可。但他们，急躁无知误信流言。也许这些人理解“焦土抗战”全然是就字面意思来诠释。他们的灵魂让失败主义弥漫占据。


当时的社会结构确乎没有支持现代化军队的能力，但在统帅本人，其性格、指挥方式仍有很大转圜余地。此种镇压更多在显示主官的行政威权。此类行动如事实昭然，事主实有公愤，行止背叛家国，杀之当有正面效果。反之，必在同行中造成潜在逆反心理，隐然生抗拒或阳奉阴违之心；结果往往是给对方或第三方诱导利用之，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开方便之门。所谓“攻守之势异矣”，国家、政权的运势，就在这当中流变、逆转。


攻、守之势，说来应变之法多多。在桂、柳会战之时，美军派来观察的联络组就对四战区的高参说过：“死守在城里，等敌人来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


陈铭枢曾经是反蒋的先锋，后来他也到了重庆。他在对美国观察员诉说心迹时表示，自己依然敬重蒋公，但对蒋不经开庭审判就判处将领死刑，始终无法接受。


有一个笑话：甲、乙二人商议合本做酒，甲对乙说：“你出米，我出水。”乙说：“米都是我的，如何算账？”甲说：“我决不昧良心，到酒熟时，只还我这些水就算了，其余的都是你的。”老蒋为人，对别人或有收敛；而对他的这些“学生”，他的这种“甲方出水”心理，就像涌地之泉，想掩饰都难！这些事情叠加起来，也就影响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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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是全方面的，所以要付出更加惨烈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