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中国探索自强道路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军师

人们评价袁世凯的罪状，主要是围绕着两条：窃国称帝、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而对他的评价也早有定论，从晚清遗老胡思敬所写的的《大盗窃国记》、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所写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就可以看出人们对袁世凯的总体负面评价。


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


评价袁世凯的两种方法


加拿大历史学家陈志让在他的《袁世凯传》一书中提出了对袁世凯的评价问题。在回顾了袁世凯的一生后，他总结出对袁的评价，历来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道德标准”。孙中山在《讨袁檄文》中说，“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写道，“他至少谋杀了两位反对他的政治对手，最终企图通过欺诈来创建帝制而自取灭亡。他死于可悲的失败与不幸。”台湾学者张其昀评道，“袁的所有罪恶，皆源于其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即国家是他的。除了残忍与专制，他还借助于行贿、欺诈和其他不光明的手段。结果，他罪有应得。”


陈志让认为这样的评价方法是基于道德立场的——袁世凯的政策和处理政治的手段是不好的，因为这个人本身是邪恶的。


另外一种方法是“阶级标准”。黎澍在他有关辛亥革命前后政治形势的书中指出，“他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宠儿。”综合性较强的观点要数陈伯达于1945年所写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他说，“袁世凯——这个政界奇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的一个黑暗的影子”，他“是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反动派为了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来绞杀中国的前进步伐，而推选和训练出来的不寻常之人”。陈伯达把袁世凯称作“这个反人民的大独裁者”，“一朝权在手，荼毒人民，绞杀自由，无所不用其极”。从这些用词里，可见作者的义愤。


但是，陈志让认为，这两种评论方法都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因为这些作者都没有定义他们的评判标准，非马克思历史学者运用儒家道德标准来评判袁世凯，而马克思历史学者则运用马克思主义标尺。陈志让问：这种标准可以无可非议地用于那个特殊的时期，那个特定的背景之下吗？换言之，我们是否应该按照当代的或是当前的标准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大历史中的袁世凯


陈志让提出自己的评价方法：我们在评价此人之前，有必要重新考察和分析那个时代，只有把人放在历史之下，才是评价人物的公正之法。


在本书中，陈志让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中国当时的经济与政治状况。他认为，1894年的战争耗尽了中国的经济，使人们对陈旧的管理丧失了信心，而袁世凯就在这个时候被推选出来。为了中国的自强，由不同的人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1898年的百日维新、1905年的宪政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915年复辟帝制的企图。袁世凯死后，试验还在继续，北洋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统治直到中国接掌政权。


陈志让认为，从清末开始，中国为了民族的独立富强进行了一场接着一场的试验，企图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而“袁世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陈志让把袁世凯放到了一个大历史中来评价，他说的一段话很是振聋发聩，“因为媚外政策、因为腐败、因为宪政遭到破坏，而单单指责袁世凯，是不公平的。不守道德的政治家和无动于衷的民众应该都来分担他们自己的过错。”因为，历史是每一个人造就的。


对于袁世凯背叛了光绪皇帝在内的变法者这一历史，陈志让认为，这虽然是一次背叛，但它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保守派过于强大，是维新派和袁世凯都无法打垮的，就变法的命运而言，即便袁世凯加入了皇帝及其追随者一边，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干将之能


我们都不能否认袁世凯的治世之才、干将之能。就像评价曹操，传统小说和戏剧中都把他当做“奸雄”，但是毛却对曹操有着相当高的评价，毛认为，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和发展。


陈志让在《袁世凯传》中详细描绘了袁世凯的一生，在“监国朝鲜”、“编练新军”、“巡抚袁世凯”、“总督袁世凯”、“总统袁世凯”、“铁腕人物”等篇章中都对袁的才能予以展现。


1882年，23岁的袁世凯进驻朝鲜，这是他飞黄腾达与政治生涯的开始。在陈志让的笔下，这个时期的袁世凯不仅有政治手段——执行中国的政治策略外，还为中国扩大在朝鲜的经济影响发挥了作用。第一，袁世凯引进了一项电报服务，与釜山和长崎之前的海底电缆竞争；第二，袁世凯致力于扩展中朝贸易；第三，袁世凯通过汉城的广州商行为朝鲜政府安排了两笔借款，使之能够支付购买德国轮船。


1895年，在袁世凯36岁的时候，他开始“小站练兵”，他将“定武军”进行扩编改造，全部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改编成“新建陆军”。陈志让引用曾任英国海军舰队司令的贝思福少将评论道，“按照西方的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中国唯一装备完善的武装力量。”在这里，陈志让对袁世凯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他待在朝鲜的日子，使他能够近在咫尺地观察到，两个国家由于固执坚守传统的方法，拒绝根据时代的需要采用新的政治与经济措施，因而走向了衰落。因此他也充分知晓彻底变法维新的必要性。”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这是他个人权势的巅峰。陈志让认为，他拥有军队、人脉、金钱和外国列强的信任，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强人”所必需的条件。但是，陈志让也归纳了袁世凯最终失败的原因，一是他贪得无厌的野心，以及他对高级政治的过时认识；二是他缺乏一个组织良好的政党去执行他的政治纲领，去充当政府的职位。


陈志让是加拿大籍华人，1919年生，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1947年考取中英庚款赴英深造并在伦敦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他于1963年后执教于英国利兹大学，1987年后为加拿大约克大学名誉教授。这样成长与生活背景下的历史学者，他眼中的袁世凯是有着独特视角的